私家侦探
反腐、查“小三”、不择手段取证私家侦探的灰色生意

时间:2018-12-14 19:03:55 来源:

原标题:反腐、查“小三”、不择手段取证私家侦探的灰色生意 岁末年初,一起私家侦探反腐的案子引起公众关注。 从2015年初起,湖南省益阳市司法

原标题:反腐、查“小三”、不择手段取证私家侦探的灰色生意

从2015年初起,湖南省益阳市司法系统陷入连环“举报门”。当年4月,有举报人称,时任益阳中院执行局的局长和赫山区法院的院长在一会所参与聚众赌博,并提供了视频及照片。7月底,多名法官在同一会所喝死待审案件当事人的新闻不胫而走,死者还是位市人大代表。

此后,不断有官员及其亲友被跟踪偷拍。更多官员涉嫌违法违纪的线索在网上曝光,引发全国性关注。一年内,该举报人揭发的6位官员被免职,其中两人获刑。正当不少人盼着这位神秘人出新作时,2016年6月,益阳知名房地产商吴正戈和多位私家侦探被捕。

这是一起当事人雇佣私家侦探反腐,却被控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件。此案去年底开庭,审理延期至今。吴正戈的律师称,若被定罪,这将是中国首个因偷拍违法违纪官员并进行实名举报而被定罪的案件。

湖北省一“私人侦探”正对一目标进行观察,摄像机、照相机和望远镜是他们常用的工具(东方IC 图)

主导这次益阳私家侦探反腐的吴正戈,是益阳五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妻是公司总经理。公司的地产项目多位于市区繁华地段。随着生意壮大,公司也惹了不少官司。

从2011年到2016年,益阳中院和赫山区法院先后审理了近十起涉及五洲公司的民事案件,其中一起贷款纠纷案最让吴正戈头疼。

据法院文书,2008年,为开发房产项目,五洲公司曾向益阳农行申请贷款。吴正戈夫妇采取提供虚假证明、隐瞒债务等手段,骗取益阳农行贷款5000万元。2010年贷款到期,五洲公司仅还了520万元。

此案内情复杂,争议颇多,在赫山区法院和益阳市中院经历了漫长的一审二审程序。“吴正戈偶然发现,在民事诉讼中,益阳农行并未按照国务院的诉讼法交费办法依法缴纳诉讼费,进而决定进一步了解背后的真相。”吴正戈的代理律师吴丹红告诉本刊,经调查,吴正戈发现对方律师曾是益阳市安化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其兄在中国农行总行工作。

此番调查让他首次注意到易生和商务会所。该会所位于市中心的海棠路西,从此处往东不足两公里就是益阳中院。吴正戈发现中院一些法官跟贷款案一审法官、当事人和律师在此聚会,怀疑其间有权钱交易。

2014年,吴正戈向益阳市和湖南省纪委、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等部门共投递了77份针对益阳司法腐败的举报材料,但大多没回复,偶尔有领导批示转到下级部门后又不了了之。

失落和绝望中,一位时任益阳纪委主要领导的话点醒了吴正戈。吴正戈对吴丹红透露,纪委领导曾对他说,他需要提供更为详细的证据,取证后再举报。“我又不是纪委,哪里去查更为详细的证据啊?”吴正戈反问道。

一个大胆的计划随后在吴正戈脑中产生。根据报纸上的一则调查信息广告,吴正戈将信将疑地致电长沙忠义信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找到私家侦探张李理。

据吴正戈口供,张李理自称曾是《中国劳动报》的记者,有广泛的调查渠道,跟长沙的公安、电信部门都有业务联系。张李理听上去挺专业,介绍了一些过往成功案例,称能帮吴正戈举报腐败,平反“冤案”,他自己则从国家赔偿中获得报酬。

双方一拍即合。2015年1月,三位私家侦探潜入益阳。张李理受吴正戈委托,开始收集八位益阳官员涉嫌司法腐败的证据材料。随行的还有90后周亮和另一小弟。在吴正戈的带队下,一行人先徘徊于法院、小区、停车场等地,认清被调查对象相貌。

为了跟拍官员行踪,张李理团队在多位官员及其家属的车盘上秘密安装了GPS定位器。张李理团队收集到多位官员的住宿、消费、航班、高铁、汽车等行踪轨迹信息。

三个月后,侦探们向吴正戈交了第一份成绩单:时任赫山区法院副院长与一女子赴海口、三亚等地游玩三天,其中包括周一上班日;时任赫山区法院行政审判庭庭长在全国两会期间与一有夫之妇在酒店开房;时任益阳中院执行局局长和赫山区法院院长等人在易生和商务会所参与赌博。三则新闻纷纷见报,附带多张照片。

吴正戈化名为“吴正”向媒体介绍,易生和商务会所的法人代表系时任益阳中院执行局局长的朋友,会所约1500平米,收费不菲。国家严抓反腐,不少当地政法系统干部不敢在外消费,便聚此“秘密基地”吃喝玩乐。

此番连环曝光引起全国关注,当地官方迅速对相关官员进行停职调查。吴正戈决定乘胜追击,命张李理等人准备第二季爆料。

这次,张李理启动了“内鬼”。他先向长沙县公安局民警张某购买贷款案中农行律师及其26位亲友的身份证号、房产、出行、车辆等个人信息,并从长沙市移动公司员工江某处购买律师近半年通话记录,欲找到其和法官权钱交易线索。

此后,张李理又从民警张某和湘潭市公安交警支队民警段某处非法获取时任益阳中院民事审判庭庭长及其家属的个人信息。这位庭长也参与了五洲公司案件的审理。

当张李理在益阳忙活时,一位同行也受雇于湖南衡东县某干部,以类似手段调查县委副书记赌博的问题。据报道,该干部匿名举报后,县委副书记被免职,而举报人也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和其他违纪问题被调查。

从已经发生的案例看,私家侦探与反腐的结合有着多重基础。曾参与修改起草《婚姻法》的巫昌祯教授作过一项统计,被查处的贪官中95%有情妇,腐败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而私家侦探的一项主业就是婚外情调查。

有国内“第一女侦探”之称的张玉芬向本刊介绍,其经手的80%婚外情案都涉及官员和公务员。张玉芬来自陕西,是从自己的丈夫出轨之后走上“婚外情”调查道路的。从业二十年,张玉芬最得意的案子就是2009年发现原上海铁路局副局长龙京与16位情人的情色短信和照片。据其介绍,此案受龙京原配妻子委托,二人向铁道部部长写了举报信,相关证据也在网上曝光,当时引起轰动。张玉芬也因此有了“情妇反腐专家”的标签。2011年,龙京因一重大铁路事故被免职。

有报道称,中国式“情色反腐”90%的爆料人来自官场内部,有内斗嫌疑。张玉芬介绍,曾有位自称检察院的人委托她调查一位检察院官员有五个外遇的案子,但对方不愿说明自己的具体身份和调查目的。她多了个心眼,婉拒了对方。

私家侦探只是行使普通公民的合法知情权,比如在公共场合或者未侵犯他人隐私的前提下拍照取证,或者在有关机关调取相关证件和资料的,均属于“法无规定皆自由”的状态。但许多私家侦探一旦涉及反腐案件,就很容易越界。

“参与反腐类调查可能给我们带来灾难。” 中国侦探协会首任会长贾仲生对本刊介绍,早期侦探们确实会接到调查官员的案件,但侦探只是搜集时间、地点、人物等线索,并不非要把证据固定到很成熟。资料交给委托人后,对方是交给纪委还是另行处理侦探就不再过问,侦探相当于做了个前期摸底的工作。

但现实中,利益让一切变得复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翁里认为,私家侦探在反腐中能起一定作用,但很多当事人是因自身利益受损才找人调查官员的。而侦探又看收益办事,容易出现不择手段取证的情况。重庆侦探冯先生也告诉本刊,“侦探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币服务。”

贾仲生2010年组建中国侦探协会时,在章程中明确反对侦探介入反腐案。“特别是十八大后,我认为当时的决定是英明的。党和政府是有能力把反腐管好,我们这样的行业尽量不要介入反腐。”贾仲生说。

反腐专家李永忠曾指出,侦探式反腐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治秩序,违反程序正义。如助长,对法治和社会不利。

上世纪90年代初,私家侦探首次在中国出现,但很快就引起官方注意。1993年,公安部颁布了《关于禁止开设“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私家侦探所性质机构,对现有侦探所予以取缔,并禁止有公安、武警背景的单位或个人参与私家侦探所的工作。

萌芽期的当头一棒没压住这个行业,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私家侦探的需求却在不断扩大。“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大潮下,很多社会矛盾也应运而生。欺诈的、假冒伪劣、欠债逃逸、家庭矛盾等问题比比皆是。当时的法律也不如现在健全,很多问题没人去解决。”“中国第一私家侦探”孟广刚对本刊说。

沈阳人孟广刚曾是二级警督、反贪检察官。1992年底,他决定下海做侦探。据他介绍,起初,工商局因没先例,不敢批。还是当时区里有一批领导支持,区委书记亲自打电话给区工商局局长,区计划经济委员会下发了才批下来。当时执照上写的业务范围是“民事事务调查”,后面还有一条“试办一年”。

1993年,孟广刚的沈阳“克顿调查事务所”成为国内最早几家以私家侦探名义登记注册、合法开张的民间机构。此后,国内一些大中城市相继出现民间安全事务调查所、信息咨询公司等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机构。

“私家侦探这个行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应社会需求而催生的新行业。”翁里对本刊说,像寻找失踪人口、讨债、证明有第三者、侵犯知识产权等案子,由于警力不足等原因无法高效解决,一些当事人就想到花钱找私家侦探帮忙。“比如,浙江制造业发达,一些名牌产品常会被仿冒,企业老板就会雇私家侦探调查假货出处,找到证据后再采取打击措施。”

据翁里介绍,他的不少同学、校友现在就在浙江、深圳、广州一带从事相关业务。据多位业内人士介绍,广东省是国内私家侦探最集中的地区。翁里认为,广东省近港澳,国内和国际外来人口多,刑事犯罪率较高,私家侦探多也顺理成章。

“如果私家侦探行业存在,冤案可能会减少很多。”孟广刚对本刊说:“一个刑事案件,公安把这个人锁定为犯罪嫌疑人了,那么他的家属就能找私家侦探去调查。说白了就是唱对台戏。这个对台戏是非常好的,不管是谁,如果能把事情真相给搞清楚了,拿出证据,说这个人没杀人(是件好事)。”

让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印象深刻的是一起侦探追债案。2002年11月,四川泸州龙马潭区法院一起三年未执行的民事案件中,原告请求法院允许私家侦探介入。十余天后,私家侦探令执行落实,法院还对这位侦探兑现了奖励。

徐昕也是一位律师,他向本刊介绍,虽然律师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但律师调查的能力很多时候比不上私家侦探,有的同行代理案件时也会和侦探合作。“私家侦探有某些特殊能力和装备,他们也比律师更加有动力去调查,因为他是通过调查来获取收益。”

由于没有合法身份,私家侦探业一直没有规范化的准入门槛。、下海民警、法律人士毕竟是少数,社会混混、有前科的人、打手、追债人等都可从业。

公开报道中涉及私家侦探的刑事案件多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绑架、敲诈勒索、非法拘禁、非法买卖或持有或高仿枪,非法侵入住宅等。

2002年12月5日,首届私家侦探大会举办的同时,国家工商总局有关人士告诉媒体,“我国早已明令禁止私家侦探社,绝不允许私下操作。”

据多位业内人士介绍,公安部其实也开会讨论过私家侦探业的法律问题,并在多地摸底。翁里记得,三年前就听到公安部在调研相关问题,但可能因为人事变更等原因没有再推进。

2015年9月,刑法修正案(九)公布,其中关于严打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条款最受瞩目。《刑法》将侵犯公民隐私的犯罪主体从仅限于国家机关等特殊单位及个人扩大为一般主体及单位,不限信息获取方式,弥补此前追责空白。最高刑由3年提至7年。公民个人隐私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在此背景下,私家侦探经常采用的跟踪、偷拍、买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调查手段显然踩线年,侦探贾仲生就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捕。如张李理一样,贾仲生曾向一协警购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其上家协警也紧跟着落网。

在湖南益阳私家侦探反腐案中,据法院文书,张李理为主参与非法获取公民各类个人信息共1327条。本案之外,从2014年9月开业,张李理采用类似方式获得多位长沙市民共12677条个人信息,属情节特别严重。

但在律师吴丹红看来,吴正戈并未把被举报人的身份证号、手机号、家人信息或者涉及隐私的照片散布到社会上,只是把这些信息提供给纪委或上级主管部门。吴获取个人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反腐,这跟公布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典型案例有根本区别。

“非法获取,非法利用,是犯罪。非法获取,合法利用,原则上不作为犯罪处理。”吴丹红在辩护词中写道。

徐昕教授认为,官员群体因应受公众监督,法律对其隐私权的保护与普通公民比应该会更低。面对官员的隐私权,公民对其的监督权,案件诉讼中调查取证获取真相的权利,法官都要据具体情况做平?衡。

“关键在立法,法律没有规范,说打击就打击。” 翁里认为,目前私家侦探属于半公开的状态。“有咨询公司干的业务跟私家侦探有关。他们还可以从事一些合法的经营活动,比如接民事案件的悬赏案件。”

曾在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的李人鲲曾简单对比过中西私家侦探行业,与中国私家侦探不到30年的历史比,西方私家侦探有近200年的历史,有专门立法,受国家认可,行业规模大,有严格的准入机制和业务专业划分,监管体制完善。

李人鲲说。吴正戈和张李理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罪被捕两个月后,2016年8月,因牵涉益阳原市委书记马勇干预司法系列腐败案,原赫山区法院院长谢某和副院长王某以徇私枉法罪被判刑,二人此前皆被吴举报。